西汉政论文

2020-10-30 职场文书

  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,下面是关于西汉政论文的内容,欢迎阅读!

  摘要:西汉政论文是“大一统”背景下学术官方化后,专业政治家对现实政治的研究,是有关治世原则、见解和措施。西汉政论文风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,初变于汉初,文风指事直言、雄直激切。再变于武帝、宣帝时期,变为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坐而论道、凝重典雅。三变于元、成、哀之世,以引经据典、雍容温润为特点。这些都体现了西汉士人一种趋于冷静的、理性化的审美倾向。

  关键词:西汉政论文;雄直激切;坐而论道;雍容温润

  文章总是与时代息息相关,刘勰《文心雕龙时序》说:“文变染采世情,兴废系乎时序”,文学的发展与时代的这种紧密关系,也使得文学发展表现出很强的阶段性特点。相对而言,散文与时代的关系更为紧密,即使同一朝代的不同时期,散文的文风也会有很大的变化,尤其是紧密结合时事、以经世致用为目的的政论散文,更是如此。西汉政论文后人推崇备至,其文风明显地表现出阶段性特点。

  西汉政论散文是晚近形成的概念,无论是陈柱的《中国散文史》、郭预衡的《中国散文史》,还是谭家键的《中国古代散文史稿》、刘衍的《中国古代散文史》都将秦汉以来李斯、陆贾、贾谊、晁错等对政治和社会问题阐述、评论的论说文称为政论文。这些著作虽未对政论文的概念进行界定,但显然是把秦汉政论文与先秦诸子散文相对提出的,仔细分析这种划分是有深意的。先秦诸子散文是学术民间化基础上,士人理想中的政治设计,而西汉政论文则是在“大一统”背景下,学术官方化后,专业政治家对“现实政治的研究,是有关治世原则、见解和措施”。由这些著作所指的政论文来看,主要是以臣子的书、疏、策、议等为主,这种概括显然是不全面的。西汉的诏策文作为国家大政方针和意识形态的权威论说,成为施政的依据和出发点,涉及西汉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法制、军事等方方面面,是治世的原则、见解和措施,而且其“辞俱美矣,后世无以逮之”,所以,西汉的诏策文不应排除在政论文之外。柳宗元《西汉文类序》亦云:殷周以前,其文简而野。魏晋以降,侧荡而靡。得其中者汉氏。汉氏之东,则既衰矣。当文帝时始得贾生明儒术,武帝尤好焉,而公孙宏、董仲舒、司马相如之徒作,风雅益盛,敷施天下。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,咸通焉。于是宣于诏策,达于奏议,讽于辞赋,传于歌谣。由高帝以讫于哀平王莽之诛,四方文章,盖烂然矣。

  柳宗元的这段话不仅概括了西汉政论文文质互映的“烂然”以及发展的轨迹,同时也揭示了“宣于诏策,达于奏议”的特点,故研究西汉政论文,西汉诏策文是绕不过的问题。

  总体而言,西汉政论文风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,初变于汉初,文风指事直言、雄直激切。再变于武帝、宣帝时期,体现为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坐而论道、凝重典雅。三变于元、成、哀之世,以引经据典、雍容温润为特点。这些都体现了西汉士人一种趋于冷静的、理性化的审美倾向。

  西汉初年,经过秦末农民战争和长达4年的楚汉战争,天下疲惫。物质匮乏,据《汉书食货志》载:“天下既定,民亡盖藏。自天子能具醇驷,而将相或乘牛车。”汉初统治者以秦苛政为鉴,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,以黄老作为指导思想,号称“无为”,进行休养生息。文化方面,派人整理古书,建立了相对稳定的义化制度。高祖十一年二月的《求贤诏》说:盖闻王者莫高於周文,伯者莫高於齐桓,皆待贤人而成名。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!患在人主不交故也,士奚由进!令吾以天之灵,贤士大夫定有天下,以为一家,欲其长久,世世奉宗庙亡绝也。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,而不与吾共安利之,可乎?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,吾能尊显之。

  这是汉初统治者对士人政策的纲领性文件。天子“尊显之”的招引,“挟书律”被废,“六经”复出,秦代被迫缄口的文士又开始复出。另外,汉初距战国未远,而且秦朝的统治也不过15年,加之政治文化氛围的宽松,战国时诸子积极参与现实政治的风气又复苏了。

  再者,汉初的分封、汉庭与诸侯之间的斗争为士人提供了新的生存空间。刘邦为了赢得楚汉战争、巩固政权采取了分封制,无论是异姓分封还是同姓分封。这都使六国的遗民和地方割据意识逐渐增强,同时。在诸侯与汉庭的斗争中,士人似乎重新找到了为王者师、建功立业的机会:蒯通说韩信,武涉说齐王,郦食其说田广,枚乘、邹阳等人吴楚兵败后又游于梁孝王,这些游说、悠游活动增强了时代的活跃性,似乎迎来了纵横风气的第二春。

 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里,汉初文士多有纵横家之气,体现出了“一怒而天下惧,安居而天下息”的气概。这一时期,无论皇帝的诏书,还是汉庭的名臣陆贾、贾山、贾谊、晁错的政论文无不充盈着纵横家的辞气,而且诸侯同掾吏如邹阳的《上书-吴王》和《狱中上梁王书》,枚乘的《谏吴王书》都痛陈各种利害关系,表现出纵横家的政治见解。前边所及的汉高祖刘邦十一年二月的《求贤诏》即为汉初政论的代表。诏文先述史迹,周文齐桓并列,引出“待贤人而成名”的观点,又以两个反问引出求贤的目的。后又一反问,放出“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,吾能尊显之”的诱惑。全文文气跌宕、激切抒怀、雄直豪迈、略无隐晦。汉初各帝的诏书或多或少都有纵横家的辞气,如文帝元年三月的《养老诏》、文帝十三年五月的《除肉刑诏》、景帝二年五月的《重廉士诏》都具有这种特点。从某种程度上说,汉初政论文风是诏书与臣子的书、疏、策、议交相辉映而形成的。

  当然,汉初政论文以陆贾、贾谊、晁错最具代表性。陆贾是西汉政论文开拓性的人物,他以刘邦“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,吾所以得之者何。及古成败之国”命令为出发点,所著的《新语》论述“所以失”“所以得”,刘衍《中国古代散文史》认为“以政论取代先秦道德伦理说教”,从这个角度而言,可以说陆贾是西汉政论文的奠基者。《汉书艺文志》载其文有23篇,归入儒家类,但文风多纵横辞气,如《新语术事》一段:故良马非独骐骥,利剑非惟干将,美女非独西施,忠臣非独吕望。今有马而无王良之御,有剑而无砥砺之功,有女而无芳泽之饰,有士而不遭文王,道术蓄积而不舒,美玉韫椟而深藏。故怀道者须世,抱朴者待工,道为智者设,马为御者良,贤为圣者用,辩为智者通,书为晓者传,事为见者明。故制事者因其则,服药者因其良。书不必起仲尼之门,药不必出扁鹊之方,合之者善,可以为法,因世而权行。

  这段总结历史经验,论述“因世而权行”,正反结合,慷慨陈辞,运用大量比喻、夸张和排比等修辞手法使文章的气势斐然,多有激切驰骋的雄辩之气,又具有感人至深的情感力量,体现出了汉初政论文风的特点。

  汉初政论文成就最高的当属贾谊和晁错,《汉书艺文志》载其文分别有58篇、31篇,各归入儒家、法家。贾谊最具代表性的政论文有《过秦论》、《陈政事疏》、《论积贮疏》等。《过秦论》是西汉政论文的典

  范作品,司马迁赞叹道:“善哉乎,贾生推言之也!”《过秦论》分为上、中、下三篇,上篇以“仁义施攻守之势异也”为论论述暴秦亡的原因。中篇论述秦二世不懂“安民可以为之义而危民易为之非”以致众叛亲离,下篇论述子婴不懂“案民息土而待弊”,认为“是以君子为国,观之上古,验之当世,参之人事,察盛衰之理,审权势之宜,去就有序,变化因时,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。”全文注重章法,将历史事实和主体感受相结合,对秦的强盛、崩溃的历史都极力渲染,如开头一节铺叙秦孝公的图强:秦孝公据般函之固,拥雍州之地,君臣固守,以窥周室,有席卷天下,包举宇内,囊括四海之意,并吞八荒之心。当是时也,商君佐之,内立法度,务耕织,修守战之具,外连衡而斗诸侯,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。

  这不仅使文章气势磅礴而且在对比中得出结论,全文指事直言,笔力雄健,句式丰富,语言铺排、对仗,富有艺术感染力。

  贾谊的另外一篇名作《陈政事疏》,又名《治安策》,分析汉初危机,条分缕析,无论是“痛息”、“流涕”、“长叹息”、“昧死以闻”的激切,还是“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,伏中行说而笞其背”的夸饰都体现出雄直激切的特点。

  晁错代表性的政论文有《上书言兵事》、《言守边备塞务农力本当世急务二事》、《复言募民徙塞下》、《说景帝削吴》、《请诛楚王》等篇目。这些文章指陈当今政治之失,发自肺腑,在事实和理论结合的基础上,叙述具体,对比明显,针对性强。和贾谊政论文不同,晁错的政论文更体现出法家的理性,虽不如贾谊论文感情的激越,但更为深沉细致,指事直言、雄直激切依然是其文风特点。

  政论文是为政治服务的写作,是结合时事的写作,汉代统一大帝国的建立为汉初政论提供了平台。深重的社会政治危机,时代风气与士人建功立业的内在冲动,使汉初政论文以史笔为多,表现出指事直言、雄直激切的文风特点。

  西汉从高祖、孝惠、高后到文帝、景帝经过70多年的无为而治,迨至武帝即位,百姓富足,社会经济空前高涨。朝廷内部,贵族功臣已经完全归附皇权,汉初以来一直搅扰国家政治的王国问题经“七国之乱”已基本解决。武帝所处的政治平台,给了他大有作为的空间。武帝建元元年(公元前140年),董仲舒在《举贤良对策》中提出“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,皆绝其道。勿使并进”(《汉书-董仲舒传》)。此后,武帝起用好儒术的田蚧为相,排斥黄老刑名百家之肓于官学之外,并且优礼延揽儒生数百人。这就是所谓的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。由此汉代的经学语境逐渐形成,汉儒以经义断事,社会生活中的具体问题也由经学演绎,赵翼说:“汉初法制未备,每有大事,朝臣得援经义以折衷是非。”随着西汉文化的经学化,前期那种亢奋的外向型政治热情的消敛,政论文体现出了一些醇厚典重、侃侃而谈、坐而论道的文风特点。

  到武帝即位时,汉帝国国力强大,“过秦”的风潮已成为历史,汉武帝雄心勃勃,不满足于文、景时期已取得的成就,希望有一番更大的作为。在紧锣密鼓的“复古更化”的步伐中,寻求宇宙、历史的治化法则成为必然,所以这一时期的政论文体现了侃侃而谈、坐而论道的文风特点,这从武帝君臣的册对中可见一斑。武帝《元光元年策贤良制》:

  盖闻五帝、三王之道,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,百王同之。当虞氏之乐,莫盛于《韶》,于周莫盛于《勺》。圣主已没,钟鼓笼弦之声未衰,而大道微缺。陵夷至桀纣之行,王道大坏矣。夫五百年之间,安文之君,当涂之士,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。然犹不能反,日以仆灭,至后王则后止,岂其所持操或悖缪而失其统欤?固天降命不可复反,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欤?乌乎,凡所为屑屑,夙兴夜寐,务法上古者,又将无补欤?三代受命,其符安在?灾异之变,何缘而起?性命之情,或夭或寿,或仁或鄙,习闻其号,未烛厥理。伊欲风流而令行,刑轻而奸改,百姓和乐,政事宣昭,何何饬而膏露降,百谷登,德润四海,泽臻草木,三光全,寒暑平,受天之祜,享鬼神之灵,德泽洋溢,施平方外,延及群生。子大夫明先圣之业,习俗化之变,终始之序,讲闻高谊之日久矣。其明以谕朕。科别其条,勿猥勿并,取之于术,慎其所出。乃其不正不直,不忠不极,枉于执事,书之不泄,兴于朕躬,毋悼后害。子大夫其尽心,靡有所隐,朕将亲览焉。

  这篇策问武帝涉及到了五个方面:受命之符、祥瑞灾异、命之天寿、终始之序、德泽方外。汉武帝把国家的治化问题放在了“天人”关系的哲学体系里,探寻历史表像的背后是否还有未为人知的深层动因,探寻与天道协调的合理性。这种政治问题的学术性探讨突显了坐而论道的特点。

  董仲舒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以儒家思想为核心,杂糅阴阳五行、道、法等思想,大谈“天人感应”,强调“君权神授”,强调君主应该“法天而立道”。他在对策中说:臣谨案《春秋》之中,视前世已行之事,以观天人相与之际,甚可畏也。国家将有失道之败,而天乃先出灾害以遣告之。不知自省,又出怪异以惊惧之,尚不知变,而伤败乃至。

  董仲舒引入《春秋》公羊学的灾异理论,大讲天人关系问题,认为宇宙的秩序体现为阴阳五行的和谐,阴阳失和。五行错乱,必然导致天地失序。而人类的行为,尤其是政治行为,和五行协调的关系密切,人必须敬顺天意,灾异是上天对人的警告。这种必然性体现了宇宙的法则,是人间的君主必须遵循的。在《对策》中,董仲舒又通过解释《春秋》中“元年春王正月”这一表述方式来阐发他的思想:臣谨案《春秋》之文,求王道之端,得之于正。正次王,王次春。春者,天之所为也;正者,王之所为也。其意日,上承天之所为,而下以正其所为,正王道之端云尔。然则王者欲有所为,宜求其端于天。臣谨案《春秋》谓一元之意,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,元者辞之所谓大也,谓一为元者,视大始而欲正本也。《春秋》深探其本,而反自贵者始。故为人君者,正心以正朝廷,正朝廷以正百官,正百官以正万民,正万民以正四方。四方正,远近莫敢不壹于正,而无有邪气奸其间者。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,群生和而万民殖,五谷熟而草木茂,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,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,诸福之物,可致之祥,莫不毕至,而王道终矣。

  董仲舒在“天人”结构里以汉儒解经的方式解释“元年春王正月”,他赋予“春”、“正”以新的含义,认为春是天之所为,正是王之所为,“元”为本,认为王者当承天命,“正心以正朝廷,正朝廷以正百官,正百官以正万民,正万民以正四方”而至大治。董仲舒把《春秋》中普通的一句话引申、发挥出如此深奥的道理,从学理上回答了武帝欲长治久安的问题,带有浓厚的坐而论道的智识性。

  武昭宣时期,较为著名的政论还有路温舒的《上书言宜尚德缓刑》、王吉《上疏谏昌邑王》、《上宣帝疏言得失》,魏相的《表奏采易阴阳明堂月令》等,他们的政论文都是董仲舒开辟的政论文风的继续,如王吉《上疏谏昌邑王》:臣闻古者师日行三十里,吉行五十里。《诗》云:“匪风发兮,匪车揭兮,顾瞻周道,中心怛兮。”说曰:是非古之风也,发发者;是非古之车也,揭揭者,盖伤之也。今者大王幸方与,曾不半日而驰二百里,百姓颇废耕桑,治道牵马,臣愚以为民不可数变也。昔召公述职,当民事时,舍于棠下而听断焉。是时人皆得其所,后世思其仁恩,至乎不伐甘棠,《甘棠》之诗是也。

  王吉以《诗》为谏书,规劝昌邑王刘贺不能“不好书术而乐逸游”,态度恳切,行文舒缓,有条不紊,有很强的理论性,体现出坐而论道的'学术性特点。

  总体而言,武昭宣时期,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政论文不像汉初的文章那样铺张扬厉,雄直激切,而是带有浓厚的学术性,大讲天人关系和阴阳灾异,温文尔雅,侃侃而谈,有条不紊,代表了汉代政论文发展的新趋向,西汉后期的政论文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更加经学化,更关注于现实。

  公元前48年汉元帝刘即位,据《汉书元帝纪》载元帝“少而好儒”,“柔仁好儒”,即位后一改宣帝“霸王道杂之”的治国方略,重用儒生、儒术,“能通一经者皆复”,韦玄成、匡衡、张禹、薛宣、翟方进、孔光等都以名儒先后被任命为相,公卿多半是以经术进用。武帝时所谓的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到元帝、成帝时才真正地落到实处,儒生才真正地走向政治权力。大批士人涌进政坛品评朝政,多言灾异、谶纬之学,西汉进入经学大盛时期。今文经学的“灾异说”浸淫到西汉末期文化的方方面面,作为国家大纲的诏令、探讨政事奏章更以之为理论的出发点,正如皮锡瑞《经学历史》所说的元成以后“刑名渐废,上无异教,下无异学,皇帝诏书群臣奏议,莫不援引经义以为据”。这一时期的政论文围绕具体国事展开议论,论者欲证明自己立论正确,故多依经立意,引经据典;欲证明自己忠于国家、君王,则多谄谀之词,或有耿介之语。

  西汉后期的政论散文的特点是行文整齐而有变化,依经立意,理显而辞畅,形成了引经据典、雍容温润的文风。从皇帝的诏书就可见一斑,如元帝《敕谕东平王宇玺书》:皇帝问东平王,盖闻亲亲之恩,莫重於孝;尊尊之义,莫大於忠。故诸侯在位不骄,以致孝道;制节谨度,以翼天子,然后富贵不离於身,而社稷可保。今闻王自修有阙,本朝不和;流言纷纷,谤自内兴,朕甚悯焉,为王惧之。《诗》不云乎?“毋念尔祖,述修厥德。永言配命,自求多福。”朕惟王之春秋方刚,忽於道德,意有所移,忠言未纳,故临遣太中大夫子口乔谕王朕意。”孔子曰:“过而不改,是谓过矣。”王其深维孰思之,无违朕意。

  这是责问东平王的诏书,行文以长者、尊者的姿态,温文尔雅,侃侃而谈,有条不紊,带有浓厚的学者气。不仅引经据典,引申发挥,大讲忠孝与祸福,再至东平王的不德,以《诗》为劝,又说是“忽于道德”,再以孔子之言作结。诏书虽篇幅短,但平和从容,厚重舒缓,温润典雅。“上有好者,下必有甚”文化风气与帝王所好共同促进了西汉后期的政论文的文风特点。这一时期代表性的作家有桓宽、赵充国、贾捐之、刘向、谷永、匡衡等人。

  《盐铁论》约成书于元帝时期,是西汉后期政论性散文专著。桓宽根据昭帝时盐铁会议的文献加工和整理“文学”“贤良”与丞相、御史大夫的论辩。共六十篇。《盐铁论》面对现实问题,针砭时弊,思维严密,但其最为重要的特点便是引经据典,“征引典籍近六十余种,范围遍及经、史、子、集”,“《诗经》的引用频率最高,多达74次,其中引诗44次,用诗30次”。这使文章说理透辟、言之凿凿,气势酣畅。

  刘向是西汉后期政论作家最为著名的代表之一。他具有代表性的政论文有:《使人上变事书》、《条灾异封事》、《极谏用外戚封事》、《理甘延寿陈汤疏》、《谏营起昌陵疏》等。其中《条灾异封事》、《谏营起昌陵疏》最为著名。《条灾异封事》是刘向为抨击石显、弘恭专权给元帝的上疏。文章从历史人手,以诗证史,先后征引《诗经》中《清庙》、《邕》、《执竞》、《思文》、《角弓》、《小曼》、《十月之交》、《正月》等篇目,又详细胪叙了《春秋》记载的各种灾异,最后得出“由此观之,和气致祥,乖气致异,祥多者其国安,异众者其国危,天地之常经,古今之通义也。”全文旁征博引,以经为据,依经立意,雍容温润。刘向最为著名的政论当属《论起昌陵疏》,此为上疏劝谏成帝爱惜民力,勿要豪奢,指出了大修延陵、昌陵的危害,致使百姓“流散冗食,死于道,以百万数。公家无一年之畜。百姓无旬日之储,上下俱匮,无以相救”。文章一开始就说:臣闻《易》日:“安不忘危,存不忘亡,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。”故贤圣之君,博观终始,穷极事情,而是非分明。王者必通三统,明天命所授者博,非独一姓也。孔子论《诗》,至于“殷士肤敏,裸将于京”,喟然叹日:“大哉天命!善不可不传于子孙,是以富贵无常;不如是,则王公其何以戒惧,民萌何以劝勉?”盖伤微子之事周,而痛殷之亡也。虽有尧舜之圣,不能化丹朱之子;虽有禹汤之德,不能训末孙之桀纣。自古及今,未有不亡之国也。昔高皇帝既灭秦……遂徙都关中,依周之德。因秦之阻。世之长短,以德为效,故常战栗。不敢讳亡。孔子所谓“富贵无常”,盖谓此也。

  这段以《易》“安不忘危,存不忘亡,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”立论,以“三统说”为据,引出“天命所授者博,非独一姓”,又引孔子读《诗经》“殷士肤敏,裸将于京”感叹天命无常,又以尧舜之圣、禹汤之德尚不能及子孙,得出“自古及今,未有不亡之国”,把问题上升到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探讨。后文中引经据典超过全文的一半以上,显然,这一时期的政论散文不像汉初政论那样纵横驰骋、铺张扬厉,代之以徐缓委婉、平和从容的谆谆劝导,而且比武宣时代的政论更具现实的问题针对性,比董仲舒等人的政论用典更加细密,理显辞畅,形成了引经据典、雍容温润的文风。

  西汉后期政论大家除刘向外当推谷永和匡衡,谷永的《建始三年举方正对策》、《对策毕复言灾异》、《复对》、《黑龙见东莱对》、《灾异对》,匡衡的《上疏言政治得失》、《上疏言治性正家》、《上疏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》、《奏免陈汤》、《奏徙南北郊》、《上言罢郊坛伪饰》等都是著名篇目,他们的政论文具有这一时期共同的文风特点。需要强调的是西汉后期的政论文由于引经据典、依经立意而使显得雍容温润,甚至巧言多饰、多有阿谀媚上之辞,但同时由于灾难频发、朝政日非,几乎每位作家都是经学大家,经学理想赋予了他们无畏的批判精神。刘向《论起昌陵疏》提出了“天命所授者博,非独一姓也”的认识,还批评成帝“与暴秦乱君竟为奢侈”,表示“窃为陛下羞之”,谷永竞认为:“天生民,不能相治,为立王者以统理之,方制海内非为天子,列土封疆非为诸侯,皆以为民也。垂三统,列三正,去无道,开有德。不私一姓,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,非一人之天下也。”这也使得西汉后期的政论文在雍容温润之中多了一丝耿介之气。

  结语

  西汉政论文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,它和先秦诸子散文以道德为出发点,对国家、政治、伦理等大命题带有浓厚理想色彩的学术性探讨,有着很大的差异。西汉政论文是统一政权性质下,专业政治家对现实政治问题和应对策略研究的表述,是有关现实政治问题解决的见解和措施。西汉政论文以董仲舒为分水岭,前期的政论文反映出士人政治热情高涨、雄直激切,后期引经据典、雍容温润的政论文风是元成以后政治、学术经学化的反映,是武昭宣时期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政论文风的发展。这一过程表现出西汉专业政治家的逐渐成熟,也反映出士人一种趋于冷静的、理性化的审美倾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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